二者实则是相辅相成的。

全面保障人权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任务。首先，全面保障人权，体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策中。

全面是这个部署的最大特点。其次，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所谓四善于，就是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时，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悲剧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深刻教训过程中，就已经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

1999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五条第一款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意味着人权保障从此纳入了国家根本大法的规范范畴，充分体现出中国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已经作为治国理念贯穿到了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北京是首都，也是著名法学教授的唯一原产地。

在确定了努力的方向以后，方法就是决定的因素，如果你定下著名教授的远大志向，应该熟识以下三招： 第一招，搏命著书、绝不立说           讲师、副教授、教授，一路晋升，全靠科研。进入 孟勤国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学家 法学研究 。当然，出国留学不能像张里安教授那样在德国特里尔大学一待七八年，想著名的教授很多，在国外耽误时间非常影响竞争力。真正有用的常常是未成功者的人生体验，因为内含的是长期的生活观察和经验教训。

第二年开始就净赚，这个账一定要会算。第一选择当然是从政，当了官就有话语权，可以坐学术会议的主席台，谈几点谦称为个人意见的指示，台下昔日的老师和同窗隆重地仰望着你，为你是专家型官员而自豪

但按照现代学术规范的要求，一般而言，在正式的学术写作或学术讨论中，学者应该高度忌讳这种倾向的评论，因为这本身则是为了维护学术见解的中立性和公正性之所必须。自古以来，喜怒笑骂就是中国文人的一种特权，而喜怒笑骂皆成文章，更成为文人的一种风采。反观所谓的教授怒骂法官事件，这可能属于这个时代我们所目睹之怪现状之一了吧，其制度性的背景应该深远得很。这一点，在国外学术界可能看的更为明显。

换言之，严肃的案例评析应该避免作出国人所擅长的诛心之论。这里需要澄清的一个既相关、但又不完全相同的问题是：学者在批判某个特定的司法裁判时，是否可以允许情绪化的、主观性较强的评论？如孟勤国教授在有那篇引发了争议的文章中采用了法官们的良心逐渐销褪、法官们强词夺理、法官位高胆大、巧言令色、裁判结果无理和不公、荒谬至极、荒唐至极等表述是否适宜？这主要就涉及学术的技术性规范了。现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二、批评法官的限度 问题的关键则在于，为了保护司法的权威，学者对已决案件的评论是否也应该受到一定的限制？这是本文接下来要谈的第二点。

在这一层意义上而言，作为所谓在野的法律人，学者在自己的头顶上虽无法官尊荣的光环，但在精神意义的层面上，则可谓法官的法官。当然，吾侪也应体悟到：学者并不可能总是处于严格的学术判断之中，为此，得益于言论自由的保障，在那些非学术性、或学术性程度较低的言说中，他们自然也可像引车卖浆者流一样，进行这类主观色彩较强的评议。

进入 林来梵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官 司法裁判 司法权威 。但公允地说，基于维护司法权威的立场，必要的限制还是应该的。

对此，公正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尤其是那种批判性的评论，理当受到更多的限制。这也是一学术伦理规范的合理性不难理解。在强烈好奇心的驱动之下，鄙人极不完整地浏览了网络上的一些相关评论，其中印象最深者乃是数位法官对孟勤国教授及《法学评论》期刊不依不饶的批评，直为其那种死磕的精神大为兴叹。应该看到，学者通过学术平台、尤其是通过作为学术公器的学术期刊对自己曾经代理过的已决案件的司法裁判发表评论，似乎颇有利用职务便利之嫌，为此难免遭致质疑。但作为一介学人，对此事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为此率尔操觚，贸然为文。近日所谓教授怒骂法官一事，在法律界一片沸然，以致愈演愈烈，大有可能造成学者与法官这两个群体之间立场严重对峙之势，陡然打破了许多人休闲消夏的节奏。

及后，又读到作为涉事者一方的《法学期刊》主编秦前红教授的声明等文字，深感此事不仅涉及法律制度上的有关问题，还涉及诸君业已看到的一些学术规范问题，其中既包括学理性、技术性的学术规范，也包括学术伦理规范，为此颇难评判。学术性的案例研析甚至不应该透过个别性的裁判本身，对法官裁判的动机进行负面的推断。

【作者简介】林来梵，男，1963年3月出生于福建福州。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也是我国规范宪法学的代表性学者。

值得指出的是，在当今中国，虽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判例法制度，但一种准判例制度（即案例指导制度）则已开始付诸实践，加之由于长期以来司法不公现象较为显在化，司法裁判评论的重要意义更应得到充分的认肯。亚伦·德肖维茨的《合理的怀疑：从辛普森案批判美国司法体系》一书，就是这样诞生的。

这就注定了：确立和修复司法权威，加强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应该成为一项多方面合力的系统工程，而作为制度建设的一端，合理规制对司法裁判的不当批评，则应成为题中应有之义。需要再加声明的还有一点：由于文中使用了法官也‘死磕之类的表述，本文自然也不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作品，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篇旨在为诸君在苦夏消火的学术随笔罢了。对此，鄙人并没有时间及能力去全面了解，甚至没有充分研读孟勤国教授那篇文章并核实其中所评论的事实内容，为此本文并没有资格具体针对任何特定的主体作出评判，主要只是倾向于探讨一个属于一般性的学理问题，即：批评法官应该受到何种学术规范的约束。正因为这样，许多国家的法学期刊，往往专辟《案例研析》之类的栏目，许多国家大学的法学院，亦相应开设《案例研究》之类的课程，以供法律学人专门从事这种学术活动。

质言之，尽管在公众的伦理感觉中，批评司法裁判与批评法官几乎是一回事，但从严格的意义而言，二者是不同的，应该严格区分。具体而言，学者对司法裁判的评论当然可含有批判性的分析判断，但不能对法官本身进行辱骂，对其人身进行攻击。

但是，对于已经终审判决的案件，任何人均可以作出合理的评论。而在同为普通法国家的美国，由于其宪法第一修正案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为此相对较为重视保护言论自由，而这种限制则略为微弱一些。

当然，这里说的只是评论，至于对案件的事实情况（即所谓案情）进行客观的叙述和转介，则不在此限，新闻报道就是如此。这里的关键，只是需要区分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作品（学术论文、案例评析等）与其他类型的评论（普通评论、学术随笔等）之间的差异。

当然，有关这一点，各国做法也存在差异，在许多英联邦国家的司法制度下，为了保护司法权威，限制的倾向较为突出。正如已有人剀切地指出的那样：学者适当地参与司法活动，有助于他们对相关个案进行深入研究，并因而更有资格对相关案件及其司法裁判作出公正的评判。是的，在社会失范现象十分严重的当今中国，遭遇情急时，律师会跳脚，学者都骂人，法官也死磕，这背后便是当下中国的世道人心。我们同意，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判断确实应交由司法机关按照法定程序作出，任何主体均不得干预，但这仍不能排除公众在嗣后可以对相关案件以及有关司法判断进行合理的评判，尤其是学者们的学理研判。

这不仅是为了保障言论自由，也是公众有权对司法进行有效监督之所需，尤其是学者对这种司法裁判的评论，包括批判性的评论，既是基于学术自由所赋予的一项重要权利，也是推动司法判例学理研究、法律制度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途。具体到目前中国的相关制度与现实国情，由于尚无侮辱法庭罪等相关的实定法机制，现实中对司法裁判的批判所受的限制也较为微弱。

换言之，上述的这种行为还是不能一概予以否定的。当今许多国家的大学（尤其是公立大学）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本校的法学教授单纯为了对价性的金钱报酬而在社会上为他人提供法律服务，但并不限制他们为了一定的公共利益（包括为了科研或教学上的需要）适当参加司法活动（包括代理案件），并在事后有针对性地发表相关内容的学术著述。

至于那种认为法律上的事情，就让它在法律程序中解决，除了法官任何人均无权置喙的见解，则使之偏狭。当然，如上所述，它至少需要一个前提，即个人事先参与司法活动本身也是基于公益的目的，以此来保证其学术见解的中立性与公正性。